“流动的中国”，流动的疫情。庚子鼠年这个春节，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牵动。这种发端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将“蝴蝶效应”释放得淋漓尽致，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一、疫情下，特大城市的利与弊
流动的疫情，激发了全国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反思。比如，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李铁就撰文指出，中国发生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一次是在北京，时隔十几年之后，又发生在武汉。类似的事件先后发生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我们应该反思，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将来遇到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多的挑战却显示在社会层面。
1月15日从武汉流向全国各城市分布图，来源：百度地图
他认为，这次的疫情如果发生在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对其的控制和管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结论显而易见，肯定要比特大城市的管控要容易的多。即使“封城”也不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可以迅速地在有限的空间内对疫情加以控制，人口的流动规模和范围，也不会像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那样能影响到全国和其他国家。
李铁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关注的是贫民窟、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那么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上，可以把疫情的迅速传播也可以列为新型的“城市病”。
李铁的担忧不无道理。众所周知，与中小城市相比，一方面，特大城市内部人口高度密集，具有空间上的紧密联系和多样性的城市生活，带来内部的高度流动性；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生产、商业商务、旅游娱乐、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等功能，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外部流动性，使其成为城市体系中人口流动性的枢纽地区。
因此，一旦疫情爆发于人口高流动性的特大城市，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其蔓延的势头，尤其是，将人口流动性放置在春节人口大迁移的背景下，其叠加效应所带来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武汉
1月26日晚，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市有1100多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990多万，流动人口将近500万。因为春节因素和疫情因素，约有500多万人离开这座城市。5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大致相当于贵州省会城市贵阳的常住人口数。而据网络数据，武汉这500余万流动人口，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在湖北省外。在这个时期，湖北省还有数百万人口的年节期间返乡流动，上百万大学生在寒假假期返乡和节后返校流动。种种因素叠加，使武汉在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其风险的内在强化和外部传递更加明显。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任远指出，特大城市具有人口巨大规模、高度密集和高度流动性等特点，存在着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各种复杂风险的集聚。高密度城市中的人口集聚，使得疾病蔓延的速度和规模都比人口疏散的乡村更为严重。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性事件。而本次席卷全国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传染病集聚及传播等方面，存在着如此多的弊端，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有必要改变当前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转而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回顾全球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里的一段话。他认为，“城市建设是很困难的，高度集中既带来了成本，也带来了收益。但那些成本是非常值得承受的，因为无论是在伦敦富丽堂皇的商场里，还是在里约热内卢难以驻足的贫民窟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自由都是属于在那里共同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人们的最终礼物，这就是城市最终的胜利。”
爱德华·格莱泽这段话打破了偏见，颠覆了人们对城市既有的认知和理解。不错，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在面临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软肋”，相应的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也就更大，但是这决不能成为否定其发展壮大的根本理由。
2003年时期的香港
从1万多年前古叙利亚的杰里科开始，人类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发展城市这种文明的产物。多年来，数不胜数的瘟疫爆发于密集的大城市之中，比如，公元前430年，整个雅典差点毁灭于一场瘟疫的侵袭；1832年，纽约有超过0.5%的人口丧生于霍乱之中；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了纽约、伦敦、巴黎等多个世界知名城市，人口损失惨重；2003年，香港“非典”死亡人数300人，占全球死亡人数近三分之一。尽管如此，人类并没有因此改变做大中心城市，进而提升其承载力、聚集力和容纳力的思路。
因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主要源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从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到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不说明了这点。尤其是，近代以来医学技术不断探索和创新，使得霍乱、麻风、天花、流感还是鼠疫等，都没有阻挡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这些对于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大多诞生于大城市、特大城市中。
事实上，自雅典城时代开始，大城市就已经是知识传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门户。一代又一代的自由人涌入大城市，在接受优质教育的同时，还利用己有的最前沿资源，便捷的相互交流环境，以及相互迸发灵感的机会，给科学技术和多元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
人类进入互联网世界之后，有不少专家提出，互联网把世界推平，所有的信息以更快速度流动，人类没必要在大城市里蜗居，而是完全可以住在僻静的乡村、辽阔的海边，在那个空气清新、安静的地方与全世界进行信息沟通、学习。所以，他们认为互联网发达的结果是人口从大城市、特大城市中溢出。
结果预言非常不幸被现实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如爱德华·格莱泽所言，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无法战胜人类数百万的发展历史。在网络空间里的交流将永远无法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微笑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我们人类主要是通过其他人提供的听觉、视觉和嗅觉来学习的。比如，在班加罗尔和伦敦人口密集的走廊里，思想可以很方便地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们愿意忍受大城市里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生活在一起。
德国柏林
还有人会说，德国没有一座特大城市（最大的城市为首都柏林，人口仅有360多万），但是并不妨碍其经济、科技、金融实力等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德国发展中小城市的思路。然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德国没有大城市、特大城市，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比如，一方面德国在历史上长期分裂，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实现统一，在此之前存在数百个独立的邦国，历史条件不允许德国集中资源发展首都；另一方面，德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这注定了资源不可能聚集到首都柏林等少数城市，也使得各地发展相对比较均衡。而中国的国情与德国存在着很大不同，贸然借鉴后者的城市化发展思路，显然是不行的。
二、补齐特大城市发展短板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此次疫情不会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继续做大中心城市的思路，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但是中国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也不能忽视。
其一、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特大城市的各种问题是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与城市管理服务能力不相对称的结果。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包括此前“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爆发，也应如此来加以判断。不能将疫情扩散归因于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过多，而其根本上是由于城市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体系不足的结果。
近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田莉也提到，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管理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社区和公众的参与有限，基本上依靠行政主导。如果行政管治层面出现问题，就会缺乏补救机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按照任远教授的说法，新冠肺炎的疫情似乎会形成一种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恐惧印象，觉得是因为人口集聚带来了风险集聚，这容易忽略特大城市实际上才提供了更强的风险管控的真实情况，并会偏离于在城市化过程中完善城市管理服务、加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高城市承载力的迫切要求。
实际上，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看，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是不断提高的，城市总体上是在人口增长中提供安全、繁荣和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1901年，纽约的平均寿命比全国其他地区低7岁，人们先是把这件事归因于城市高密度带来的传染病流行导致的。结果一番调查后，发现罪魁祸首是当时纽约市四处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大量税收和财政支出不明去向，各类岗位人员供给不足，城市街道脏乱不堪，水质情况也极度恶劣。后来纽约更换了领导班子后，城市清洁环境大为改善，1901-1910年间，纽约男性的预期寿命也增长了4.7岁。
还有19世纪中后期伦敦霍乱流行，与城市中采用明渠排污有很大的关系，后采用封闭的给水排水系统，确保干净的水源，最后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我们注意到，今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学理政，依法行政，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二、基层医疗设施和服务有待完善。此次疫情初期，湖北武汉患者疯狂涌入三甲医院，使后者人满为患，而分级诊疗政策下打造多年的基层医疗体系形同虚设，并未完成基层首诊、分流导流的任务，民众对基层医疗的不信任仍未转变，由此造成对医疗资源的集体性挤兑，而院内的交叉感染又进一步加速了病毒的传播。因此，加快完善基层医疗设施和服务，落实分级诊断制度，显得迫在眉睫。
田莉教授还建议，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我们可以依据城市规划空间信息系统，科学划分防疫片区，配合“分级诊疗”，保障后勤供应。北京青年报认为，此次疫情将使得公共财政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推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速，切实解决三甲传染病医院偏少等问题。补上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短板。
其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性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一方面当然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导致了人口的就业和定居出现了两栖行为。每年人口流动性放大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春运。巧合的是，2003年的“非典”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都爆发于春运期间，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蔓延。
经历了“非典”和新冠病毒疫情后，我们是否应该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而最大程度减少全国大规模人口迁徙，降低未来疫情防控风险和压力。李铁认为，要通过吸取这次大规模的疫情传播的教训，及早强化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解决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尽管此项政策看上去力度不小，不过由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基本上是以本地财政为主地方政府能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落实还要打一个大大问号。
实际上，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改的不仅仅是户口本身,还需要与之相关联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城乡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乃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因此，我们应该以此次疫情作为契机，分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推动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各种土地、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减少因人口流动而导致全国性危机发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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