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9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邓绍根 罗诗婷
2019年是中国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它既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一个百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的新起点。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口，回望2019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传播业务研究全面展开，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创新发展态势。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向纵深推进
以新中国成立70年为契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向历史纵深迈进，从多个角度勾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知识图谱，体系更加饱满，内涵更加丰富，指向更加清晰。学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回顾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70年的发展历程，评述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范式类型和问题不足。童兵从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丁柏铨从新闻理论研究主题演变的角度，张涛甫从语境化的理论谱系发展角度，分别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进行了概括与呈现。周俊则从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汇编、教材、论文和著作四种研究形式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知识是如何形成与发展，并与政治情境互动的。有些学者着眼现实，反思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未来发展的路径。程曼丽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阐述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郑保卫等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1982年曾以内部读物形式出版，时隔37年后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报刊活动与新闻出版观点的书，填补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马列著作出版的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成果。学界发表了大量论文，研究内容也有所拓展，深度不断加强。尤其是关于人民性的再阐释，学界不再单纯停留在文本解读上，而是表现出更加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更加深入的学术思考。雷跃捷等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人民至上”的主体意识、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和“四个自信”的精神气质四个方面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张垒等总结概括了新形势下论述包含的新观点新要求、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论述构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全球价值。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新闻观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专题性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和学术论坛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详细】
媒介观念的多维审视：2019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
刘涛 汤志豪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政治叙事与传播叙事的相遇，注定了一场盛大的“学术仪式”。当我们尝试勾勒2019年的传播研究图景，“70年”无疑铺设了一种不容回避的“元逻辑”。也正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加之新技术传播“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及其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从“历史意识”中走出来的“反思意识”变得更加清晰，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学术自觉。2018年曾被视为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之年”，学界重新考量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呼唤“人”的本质回归。2019年，这一反思被推得更远，既尝试在多维的关联结构中思索学科的发展进路，又立足理论和现实，不断开拓研究视野，把握鲜活的、动态的生命经验。
历史回顾：中国传播学研究70年
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传播研究图景，成为2019年传播学研究不容忽视的“宏大抱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唐绪军、朱鸿军主编的《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一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史、传播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传媒经济学、网络与新媒体等学科领域的发展脉络、存在问题与未来图景。
新中国70年来的“传播学故事”，一般存在“编年史”和“专题史”两种叙述方式：前者意味着在政治逻辑中确立相应的历史节点，形成既定的“历史时期”，以此铺设传播学发展的叙事框架及其底层语言；后者则以传播学的“领域”或“议题”为研究对象，在时间脉络中寻求一张更大的“历史拼图”。纵观传播学70年研究图景，“专题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叙述思路”。
中国传播学“从零到一”的跨越和发展，离不开西方著作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周蔚华和杨石华对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旅行足迹”进行了考察，认为外文图书的引进加快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创造性转换。由于基本国情和现实语境的特殊性，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必然有其独特的历史演进逻辑。刘海龙在《中国传播学70年：知识、技术与学术网络》中指出，中西方两个版本的“现代化”概念的碰撞，对传播学引入国门具有促进作用，揭示了媒介技术的演进对于中国传播学知识传递和学术交往系统的深刻影响。传播学的学科身份确立，必然伴随着传播理论研究的进程。纵观70年来传播理论的知识地图，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不仅揭示了传播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也揭示了传播理论构成的四种知识形态。
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逐步与世界接轨，这是学者们不断追求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唐绪军、王怡红、宋小卫主编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规范化研究》系统梳理了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概念术语，通过对概念的起源、内涵及其流变过程进行考证，夯实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概念之基。朱鸿军、苗伟山和孙萍则对70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历程进行回顾，指出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对于提升研究学术价值、推动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走过70年风风雨雨，中国传播学如何“再出发”，成为历史回顾绕不开的问题。总体看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尚未摆脱西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大众传播的思维模式”，本土理论创新依然前路漫漫。传播学者纷纷指出，大众传播学预先将“媒介”设定为一种功能性的“实体”，将其等同于具体的工具形态，这一媒介观念从认识论层面限定了人们关于“何为媒介”的想象。有鉴于此，在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语境下，传播学研究逐渐转向对旧有的“媒介”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发掘出理解人与社会的新视角和新问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