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喉舌不愿为党说话”，这是目前中国新闻界的一道奇特景观，也是对宣传部门的莫大讽刺。一些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工作、享受采访特权、甚至垄断新闻源的新闻从业者，也跟着商业化媒体从业者鼓吹“普世价值”。“愤世嫉俗”成为中国媒体基层从业人员的一种流行心态，某些新闻采编人员不仅认识僵化、难以沟通，甚至还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从报道新闻转向制造新闻。
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出版以及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牢牢地控制着报纸、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另一方面，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却想尽办法煽动社会负面情绪、过度渲染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失误，甚至不顾事实肆意美化西方社会，极力制造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
为什么一些中国新闻从业者会如此愤世嫉俗?除了信奉言论自由、实施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等理由外，是什么促使他们有意无意地撕裂社会团结?我们可从四个层次分析这一问题：
(1)国际层次：在强大的民主意识形态攻势下，西方学界和媒体在非西方国家形成 联系与杠杆 ，部分中国新闻媒体从业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国际民主化变革力量的某种 支部 。
(2)国内层次：社会结构变迁引起媒体功能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带来贫富差距加大、通货膨胀、腐败等现象;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宣传部门，也承担起其应有的职能，监督政府、批判现存制度、替弱势群体说话。
(3)媒体经营者层次：作为商业机构，媒体必须考虑发行量、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以迎合市场需求、在竞争中壮大。在经营者意识形态、市场压力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知识水平与阅历的三重影响下，有些媒体以制造噱头、忽略事实、甚至假造新闻等手段吸引受众，以 新闻自由 的名义滥用媒体话语权。
(4)新闻从业者个人层次：媒体工作环境、市场竞争和生活压力等塑造了某些新闻从业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造成 以公器泄私愤 这种非理性的职业心态。1
文主要从个体层次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某些中国媒体从业者的非理性职业心态。本文认为，新闻媒体市场化导致 单位制 崩溃，媒体从业者个人失去权利保障和依赖，因此而变得 愤世嫉俗 。
一、中国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之现状
本文说的“愤世嫉俗”，特指当前一些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存在的非理性职业心态，通常表现为：有意制造人民与政府之间对立，故意破坏社会群体的团结，散布失败与前途迷茫等悲观情绪，过度美化西方世界。这种心态虽然鼓吹“平等自由”，但是绝对不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它将书本中的理想与大众的情绪宣泄混淆在一起;它以为跨越现实条件、直接进入全新的体制，就能解决现实中的一切问题。这种非理性心态弥漫在新闻传播业中，通过媒体的话语权左右公众思潮。
单个新闻工作者大多有理性、有判断力。但一旦他们形成群落， 愤世嫉俗 的心态就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的 群聚效应 ：理性的个体一旦聚集成群体，就会丧失判断力;非理性的集体情绪支配集体行动。某些媒体从业者憎恨权力的傲慢，却同时臣服于新的精神领袖，甚至引用网络写手的语录来渲泄内心的愤懑。
笔者调查了全国十七家媒体、近一百位记者，对他们发表的稿子和个人微博上的言论做分类和分析，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与所在媒体市场化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越是缺乏体制支持、需要依靠市场生存的媒体，其记者和编辑就越愤世嫉俗。
这种心态影响着一些媒体从业者，事实上形成了三大 新闻创作 群体：
(1)挖历史臭脚，用中国历史中的污点来摧毁人民的光荣感。如果用当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丑陋的一面，应该从整体上、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去理解历史。某些媒体从业者却用一百万倍的放大镜去搜寻、放大中国历史中的污点，比如诋毁朝鲜战争，恶毒地攻击为国捐躯的烈士;他们还喜欢“翻案”，挖掘“历史真相”，诸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伪造等等。这些所谓的“真相”，正在渐渐摧毁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以来，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形成的国家认同感和历史光荣感。
(2)鞭笞现实，用 启蒙 概念激发社会仇恨。一名良医，应该既能发现病灶、也能开出良方、在尽量不影响其他正常器官的前提下逐渐修复病变部位。一个庸医，要么不明病因，要么直接割除有病器官，有时干脆把病人直接杀死。监督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为社会公平大声疾呼是媒体的基本责任。但有一些记者用“民主、自由”等含混不清的概念给一切问题开万能药，似乎民主能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能净化空气、降低房价，还能畅通春运、消除腐败。这一类宏大概念也许能让部分受众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却无法解决具体而微的问题。2
相反，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部分媒体总是 宁可信其无 。我们科技自主研发，媒体怀疑质量不过关。我们购买国外技术，媒体渲染只会“山寨”。我们严格执法，媒体说只会欺负百姓。我们对外强硬，媒体高喊义和团重来。我们花钱买国外矿石，媒体质疑浪费外汇。我们对稀土提价，媒体批评我们不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去营救在动乱国家的同胞时，假若收费，媒体质疑政府趁火打劫;假若不收费，媒体又抨击政府浪费纳税人的钱。媒体从业者享受迅捷的高铁给采访带来的便利，但又散布高铁浪费社会资源的言论;享受城市化带来的高质量生活，但又渲染拆迁中的社会不公;享受国防技术发展带来的和平环境、但又诋毁科技人员的心血与成果。总之，政府是邪恶的、官员是腐败的、政策是失败的、科技是落后的。舆论弥漫着一种失败与绝望的悲观情绪。有些媒体断章取义或改变说话的语境，以此煽动地域与地域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部分记者甚至 导演 某些事件，教事件当事人怎么与政府对抗，然后激化矛盾，以制造更大的新闻。某些媒体自称维护社会公正，却在客观上扩大了负面新闻的不良社会影响，如在校园凶杀案出现后一味渲染此行为与社会不公间的因果联系，造成社会示范效应，导致更多人选择校园凶杀来泄愤。
(3)美化西方，以影射中国的丑陋。客观介绍西方社会及其经验，是媒体应有的职责;但一些记者根本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就幻想“西方”、或者干脆编造“西方”，以鼓吹民主，并反衬中国的落后。
某权威媒体为了夸大中国人个税负担过高，曾捏造出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对98%美国人免税 的新闻;紧接着，广州某媒体引用此新闻制造一篇封面文章，以美国人税负轻来证明中国对中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负担过重，但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负担更重：他们的个人赋税比例在45%左右，是中国中产阶级个税的几倍。这些媒体当然不知道，美国国税局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独立税务警察部队的税务机构，而且联邦国税局有调动国民警卫军镇压集体抗税的军事调动权。
广州某媒体还制造了一篇长文，盛赞美国波士顿大隧道工程(BostonBigDig) 为民造福 。岂不知这是美国近年来最腐败、最豆腐渣的工程。该隧道最初预算是26亿美元，最后追加到220亿美元;施工历时十年，至今仍斑斑驳驳、到处漏水，甚至出现水泥板脱落砸死人而一度关闭的事件。该工程黑幕重重，所有负责调查的委员会都无法深究，被美国媒体称为“让美国蒙羞的象征”。广州媒体这篇文章，照搬维基百科 BostonBigDig 词条。此文将美国人的耻辱吹嘘为伟大工程的典范，在美国的华人圈中被冠以 奇文 而互相转发。
一些媒体还渲染美国房价低廉，用纽约黑人区房价或者美国中西部农村房价跟北京四环内的房价相比。他们不知道，美国房产税平均在2%左右(有的州甚至更高)。一些老人靠退休金无法负担高额房产税，只好卖了房子去住敬老院(NursingHome)。这些媒体对全副武装的美国警察将因失业而无法给银行付房贷的家庭赶到流浪汉之家(HomelessCenter)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也许真的不知道)。
还有些中国媒体盛赞美国国会议员文质彬彬，是民选议员的典范，岂不知美国国会有一支由两名纠仪长(SergeantInArm)领导的、1800名全副武装的国会警察部队;平均每名议员有3名国会警察“照看”，假若有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的行为，就会立即被抓捕。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秩序某种程度上是在强大的警察暴力威慑之下实现的，这些媒体却从不客观报道这种强大的国家警察权力。
以上三种 新闻制造 行为有逻辑关联：既然历史都是谎言，建立在这些谎言基础上的当今社会当然就有许多问题，而解决之道就是用西方体制全盘替代现存体制。此类媒体从业者摧毁民族自信，让受众怀疑现实、愤恨现实。这种媒体和受众间螺旋式情绪互动，造成中国社会思潮的混乱、迷茫和悲观。
在媒体经营管理层的纵容下，很多媒体从业者都受这种非理性的职业心态挟持。当然， 愤世嫉俗 的媒体从业者并非赤膊上阵与权力对抗。他们掀起新造神运动，构造一批社会意见领袖，将这些 意见领袖 推向前沿。无论成功或失败，媒体从业者都有所得：成功是他们努力争来的，失败则是由于权力太邪恶。一方面，他们享受着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在 消费 公众对体制的不满，以商业利润弥补 相对被剥夺感 带来的精神损失。
为什么这些中国新闻从业者变得如此愤世嫉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有意撕裂社会团结?本文将从媒体 单位制 的崩溃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
二、媒体“单位制”的崩溃
单位 是指以工作机构为核心，成员长期在同一空间内工作、学习、住宿的一种社会结构。美国学者KennethLiberthal(李侃如)认为， 单位是指一个工作区域，例如工厂、大学、政府等。单位给了所属成员生活需要的所有资源：住房、娱乐活动、子弟学校、医疗机构等。单位甚至提供食品、衣服、家具等用品的合理补助，并且承担了计划生育管理、婚姻危机调解、以及养老保障和安葬补助等功能。 3在一个单位里，成员享受终生雇佣，但同时也丧失自由更换工作的权利。4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崩溃。
单位制崩溃前，新闻媒体是归属政府的一个 事业部门 ，政府各级财政负担所辖媒体的一切开支。进入媒体就等于进入政府，享受单位制的一切保障，例如工资、户籍、住房、福利、医疗、退休、甚至去世后的安葬费用等。一些大媒体有机关食堂、幼儿园、医务室，甚至还解决员工配偶工作。某些非技术岗位也可由子女 顶替 退休父母的工作。单位制内有不同行政级别和技术职称，它们与工资福利等挂钩;工资构成也遵循国家标准， 基本工资+级别工资+各种补贴 ，如交通、午餐、降温、取暖、书报、独生子女费等。媒体从业人员是 有单位的人 ，有工作证、记者证、技术职称证书，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甚至有单位发放的免费电影票、洗澡票以及理发票等。
位职工有正常带薪假期，女性有产假、婚假，异地工作者有探亲假，加班有加班费。应届毕业学生参加工作叫 分配 ，转换工作部门叫 调动 。媒体工作人员往往以自己所在机构为归属，例如 我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你是中央电视台主任记者 ，对所在单位有高度的身份认同。同事之间通常是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大家都住在 家属院 中，邻里之间生活上互相照顾，单位的领导干部负有解决他人家庭纠纷、给单身职工解决婚姻问题的责任。同一单位的职工虽然有竞争关系，但也常是互相依赖的老朋友，常常串串门、拉拉家常，打扑克、玩门球、唱京剧， 不是一家姓，胜似一家人 。
在单位制内，媒体从业人员没有其他后顾之忧。那个时候， 党的喉舌 的确是为党说话。虽然缺失了监督政府的职能，没有所谓的 第四权力 ，但是所有媒体工作者是平等的，为了国家和社会整体事业而共同奋斗。周一至周六每天上午十点，各个单位大喇叭同时响起 第x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的音乐声，职工们整整齐齐地随声而动。单位领导和普通职工也是平等的同志，上班时都要自己去打开水，周六下午大扫除时都要劳动。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加速，媒体成为市场经济化程度最高、商业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虽然在形式上牢牢受到宣传部门 有形的手 控制，但实际上媒体之间的竞争早已白热化。许多媒体从业人员像蟑螂一样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去发现新闻线索，使媒体成为 人海战术 最集中的行业。但是，媒体从业者还是编制内人员，享受 单位制 提供的一切生活物质保障。稀缺的编制名额无法满足日益残酷的竞争，也无法满足“人海战术”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因此就出现了大量编制外媒体从业人员。 单位制 无法承受庞大从业人员的后勤保障，在商业化竞争的环境中逐渐崩溃。
三、单位制崩溃后媒体从业人员现状
媒体的 人海战术 导致职业进入门槛不断降低。只要不缺胳膊少腿、有基本读写能力，不论学科和年龄，都能进入媒体工作。很多媒体将招工权力下放给制片人或者栏目主编(这种情况在电视台尤为突出)，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庞大的媒体从业大军由此产生。
笔者调查了全国17家有代表性的媒体，其中北京7家，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周刊》、《北京青年报》、《新京报》、《财经》;天津1家，《每日新报》;上海1家，《新民晚报》;广东5家，《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周刊》和《羊城晚报》;西安2家，西安电视台和《华商报》;海南1家，海南电视台。笔者把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采编、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一部分是市场运作人员。采编和技术人员是媒体的主力军和一线工作者，市场运作人员则给媒体做市场营销，例如扩大发行渠道、承接广告等。本文的 媒体从业者 专指新闻采编人员。
经过调查和分析笔者发现，电视媒体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平面媒体，因此电视台的从业人数远远大于平面媒体。中央电视台目前能够统计到的总人数为1.7万人，采编人员约9000人;海南电视台为1,750人，采编人员约850人。5平面媒体从业人数在50至500人之间，其中新闻采编人数在200至300人之间。
媒体的 单位制 并未完全崩溃，还存在大量 编制内 从业人员。因此就出现了 编制内 和 编制外 的身份差异。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约9000名采编人员中，编制内正式员工约2600人(其中包括原有的大量行政人员)，企业聘用(编制外)约7000人。海南电视台编制内约640人，企业编制(编制外)1100人。根据笔者的调查，平面媒体编制内和企业聘用人员比例在7:200左右，也就是说，一家有200名采编人员的平面媒体，编制内人员大约只有7人。
编制内和编制外最大的区别在于：编制内人员属于政府事业机构职工，一切开支由同级的政府财政负担。例如中央电视台是隶属于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事业单位，台长的职务全称是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 。即使央视每年有巨额广告收入，但是还依然享受广电总局的财政拨款。而编制外人员没有事业单位的职工身份，一切开支从媒体的收入划拨，是媒体 成本 的一部分。编制内人员享受 单位制 的福利，有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技术职称，有户口，由财政负担养老和医疗等;编制外人员则不享受这种保障。编制内的职工在领取事业单位工资的同时享受市场化带来的利益，在 基本工资+职务工资+补贴 之上还有 奖金 。然而编外群体则只有少量基本工资加 绩效工资 ，实际上是 计件工资 ，取决于该职工的节目播出量或发稿量。有的媒体甚至将 绩效工资 与收视率和发行量挂钩，因为后者决定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决定媒体生存。
除了编制 内与外 的区别外，编制外人员之间还分三六九等，例如电视台有 企业聘用、栏目聘用以及其他的临时聘用 人员，平面媒体则以 合同制 和 实习生 来界定编制外人员身份。企业聘用人员还能出现在电视台人事处的管理档案中，还能享受一些劳保;栏目聘用和其他临时聘用人员则不在此列，是否续聘完全由制片人决定。绩效工资是庞大编外人员的收入主要来源。编制外人员最怕被问 每个月挣多少钱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挣了多少或者将挣多少，所有收入完全取决于本月的工作量。对于平面媒体的编外人员来说，每个春节都是 绝望的二月 ，开支最多、收入最少， 别人过节，我们‘过劫’ ——因为春节前版面已安排好，一个月内基本不再需要新的稿件，这就意味着编外人员的收入骤减。以 实习生 或者 栏目聘用 为身份的从业者，连基本工资都没有，所有收入都取决于工作量。这个群体是媒体从业大军的底层，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他们早就放弃了获得北京、上海、广州户口这类遥不可及的目标，唯一的希望就是早日转成 合同制 员工。
一些平面媒体对编外人员的工作费用不予报销，迫使很多采编人员用电脑上的 复制粘贴 假冒实地采访，炮制新闻。2011年初， 微博打拐 正备受关注，某媒体为了抢占市场，刊发一篇采访《富裕乞乡》，称安徽阜阳有一个专门拐卖儿童并折磨致残、用于乞讨的拐卖儿童 专业村 。该文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众多媒体的记者纷纷前往该村，却发现这一现象并不存在。实际上，该文作者根本没有实地采访，而是剽窃2003年《新民周刊》的一篇报道。事实上，这个村子确实有过拐卖儿童的犯罪集团，但经《新民周刊》曝光后，阜阳警方早以将之摧毁。
除了收入不稳定，编外人员也不再享受以前单位制所带来的物质保障，没有户口、没有福利住房、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子女入托、没有失业救济。医疗、失业、养老等福利转向了社会保障体系，单位不再承担。媒体已经从国家事业单位转向了 血汗工厂 ，大量编制外从业人员自我嘲讽为 媒体民工 ，尽管总体上收入不差，但是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不安全、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中。大部分媒体已经关闭了 转正 的大门，甚至连很多主编、制片人都是编制外人员，根本没有晋级的可能。前途对于他们来说非常迷茫、工作沦为谋生的手段，而非一个值得追求的事业。
四、“单位制”崩溃后，媒体内部的不平等
中国现有会计制度和新闻从业资格认证体制扩大了 单位制 和 商业体制 、 编制内 和 编制外 的不平等。编制内职工每月准时领取自己的工资奖金;而编制外员工则要通过大量发票冲账以换取现金，领得 绩效工资 。现在，国家审计制度越来越完善，审计力度不断加强，对报销发票的种类、时间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在央视主楼里，有一间类似于火车站购票大厅的 报票大厅 。每月20日左右，各个栏目组财务秘书拿着厚厚的票据本，排着长长的队伍，在 报票大厅 内等候报销。财会人员在一一核对后，用现金的方式返还给各栏目组财务秘书;经过制片人签字后，秘书再转发给辛苦打拼了一个月的企业聘用合同制员工。万一某个员工在财政年度内没有找到足够的发票，他的 绩效工资 也就自动作废，很多工作就白干了，还没法向农民工那样举着牌子 讨薪 。央视的编外员工经常抱怨： 宁愿工资低一点，也不愿意整天到处低三下四求人找发票。 央视还流传着这样的苦笑话：某记者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理到前面时，说了句 抬头 ，该记者口中立马蹦出： 中央电视台 。众多 媒体民工 为寻找各种发票而疲于奔命，还成就了一支庞大的、为 媒体民工 供应各种票据的大军——等候在北京西站出站口、购买使用过的火车票的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于编制外媒体从业者而言，比找发票更令人头痛的是 身份认证 。编制内人员有机会通过职业技术资格考试获得记者证，这是进行新闻采编时必需的合法身份证明。而很多编外人员没有资格获得记者证、工作证，外出采访时的唯一身份认证就是一张介绍信。在很多媒体里，编制内人员不需要亲自跑新闻，坐办公室也能旱涝保收;大部分新闻采编任务落在编制外人员身上。可以说，事实上庞大编制外的 媒体民工 养活着编制内的许多 懒汉 ，形成 编制内 剥削 编制外 的不平等。
这个奇特现象也许是中国独有的：有记者证的记者坐办公室，没记者证的记者跑新闻。央视的一些编制外记者除了话筒上白色的 中央电视台 标志和一张介绍信外，没有任何其他官方身份证明证件，因此在采访负面新闻时底气非常不足。一些由大媒体派生出的市场化平面媒体记者，出门采访时要 挂靠 母机构，如2010年两会时的某省长 抢录音笔事件 ，当这位省长问记者 你是哪家媒体的? ，记者只能怯生生地回答 我是《人民日报》的 。实际上，她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市场化媒体《京华时报》记者。
由于媒体安全保卫需要，有些编外人员连办公场所都进不去。例如在央视，大部分编外人员没有进过主楼，有的甚至连央视大院都没进去过，一张 进台证 成为央视内部的一种身份象征。对于他们来说，最尴尬的莫过于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提出 想进央视大楼看看 之时——自己都进不去，怎么可能带着亲友进去?万不得已，只好求助于编制内同事帮忙开一张 进门条 ，由同事带着亲戚朋友进去转一圈。更极端者，很多 实习生 或者 栏目临时聘用 人员连办公桌都没有，只能在暂时没人使用的办公桌上 打游击 。不同版面、不同栏目的同事之间，哪怕在同一间办公室，也没有机会认识、交往。
根据我的调查统计，媒体采编人员流动比例在8:1左右，即每年更换八分之一。普通采编人员在一家媒体平均工作三至五年。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的工作规则是 谁发现、谁报题、谁制作 。整个流程由一个人完成，根本不需要团队合作。新闻是高度稀缺的资源，同一部门的同事之间无可避免地形成 零和关系 ：一个人抢到新闻，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同事的损失。在计件工资制下，工作量直接决定收入。因此大家都想尽办法抢占报题先机。在这种高度流动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同事之间无法形成单位制里 同志 间的亲情。
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内每周六下午所有职工共同参加的大扫除，实际上是消除领导与群众心理隔阂的机制，是 群众路线 的一种体现。如今这种景象已经绝迹。市场化加剧了等级结构：媒体领导 高高在上 ，他们坐在最高层的豪华办公室内，基层采编人员难得一见。
人员的高度流动、内部的高度竞争、机构内部身份差异和不平等，导致编外媒体从业者难以对自己所在的机构产生心理认同。市场化的 计件工资 制度迫使每一个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长期生活在缺人情的冰冷环境中;不平等带来的愤懑加上这种孤独感，就会摧毁采编人员心中最后一点人文情怀。
市场化竞争迫使媒体报道必须快速、及时。因此，一名记者是否优秀，并不取决于他/她的学历、毕业学校以及所学专业，而取决于其人际关系网络是否足够 强大 ，本人的通讯簿比北大清华等 金字招牌 更管用。然而，没有哪个人能独占人际网络资源，个人被市场竞争完全 原子化 ，总有人能以更快速度发现新闻、制作完可以播发的稿件或节目。中年媒体记者由于身体、家庭等因素，已经无法与年轻人竞争，媒体已经沦落为 吃青春饭 的行业。
在这一行业里，个人才智与能力不再重要;就像机器里面一颗不起眼的小螺丝，总有一大堆新螺丝在等待随时替换旧螺丝。一个记者辛苦工作所能得到的回报，也只是一份比同行稍微鼓一点的红包;试问几张纸币如何能与上级或同事的尊重、肯定和鼓励相比，如何能与社会的敬意相比?在媒体商业化的大潮下， 单位制 中曾有的物质与精神支柱逐渐崩溃，新闻工作者的理想与工作热情被一步步扭曲。
户籍问题也是媒体编外人员心中一块死结。北京、上海、广州聚集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同时又是生活成本最高、生活压力最大的城市，尤以北京为最。央视1.7万名员工中，有北京户口的不超过4000人。北京户口不仅跟买房、买车和子女就学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提供了一种心理归属，是免于自卑的护身符。很多在央视奋斗多年、已经晋升为 制片人 主编 的媒体从业者，虽然开着豪华车、住在高档小区，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仍然难免自卑。
北京市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价、控制车流量的政策，都与户口紧密相关。而这类新闻却由没有北京户口的 外地人 播发。不难想象，这类新闻的发布者同样经受着外部歧视性政策造成的内心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去要求媒体从业者 理性 中立 ，不免虚伪、不切实际。因此 喉舌 怎么能心甘情愿地 为党说话 ?市场化媒体又怎会不群起而攻之呢?北京媒体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在众多 京漂 中产生巨大共鸣，因此 在中国，人人都是外地人 的网文才会迅速流行。
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化媒体，都无法幸免于市场化大潮，都受着人员高度流动和竞争白热化的挟持。自卑感和孤独感扭曲了媒体从业者(尤其是编外人员)的理性思考， 愤世嫉俗 的情绪如病毒般蔓延。通过某些媒体 透镜 反映出的现状，就存在发生变形的可能性。
五、“单位制”崩溃后，媒体与权力部门的关系
高度市场化的媒体仍然受到党的宣传部门、政府新闻广电出版等权力部门控制。宣传部门的一纸传真就能 秒杀 一个新闻话题。而一个新闻话题被阻断，则意味着无数人的辛苦工作被付之一炬。在 单位制 ，工资奖金与工作量没有直接关系。如今，宣传部门的 秒杀 传真则有可能让 媒体民工 断了生计。因此，某些愤怒的媒体从业者经常通过网络公开宣传部门的传真文件，挑起网民对新闻控制的反感。为避开舆论压力，现在各级宣传部门已改用电话口头通知。
与此同时，一些大的新闻机构，虽然也在市场中弄潮，但是仍然保持对新闻资源的垄断，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此外还有被称为对外宣传喉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实际上，这 三大喉舌 通过分割剥离等方式，已经衍生出为数众多的商业子媒体。例如人民日报社旗下有《环球时报》、《京华时报》，新华社旗下有《国际先驱导报》等众多市场化报刊。这种 双轨制 产生了一种的 围城 心理：编制外的商业媒体从业者羡慕党报党刊记者有稳定的收入和采访自由;而党报党刊的记者，却羡慕商业媒体记者的高收入和身份自由。党报党刊记者编辑没有生存压力，但却有晋升压力;而市场化媒体记者编辑不存在晋升可能，却天天面临生存危机。在 围城 心理的阻隔下，两类媒体从业者的合作和沟通难以顺利进行。
同一国媒体之间不互相批评 是媒体行业的基本规则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因为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一旦相互批评和攻击，将可能分裂社会。这是西方新闻媒体几百年来的经验总结。然而在当前中国，许多媒体自己首先破坏这一准则。商业媒体记者在采集新闻、尤其是负面新闻时，经常得不到政府工作人员配合;相反，由于顾忌 三大喉舌 的影响力，各地政府常积极配合其采编人员。采访待遇的不平等让商业媒体从业者产生巨大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出现了媒体之间的恶性攻击。市场化平面媒体记者往往联合攻击 三大喉舌 、尤其是央视的记者，火力很猛、很集中。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然的新闻垄断地位成为 原罪 ，商业媒体对其记者的攻击也就天然地成为挑战权力的象征，占据了所谓的 道德制高点 ，因此往往能得到受众认可。
2010年末浙江乐清 钱云会事件 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制作了一期名为 钱云会之死 的节目。当地政府给央视记者的采访以很大便利。不但允许他们进入看守所采访犯罪嫌疑人，还殷勤安排住宿与招待。当时，乐清市聚集了众多媒体记者，央视记者的 最惠国待遇 让其他媒体记者大为不满。平心而论，央视的这期节目非常客观，基本上只罗列事实，没有做出任何主观判断。但节目播出后，上海某商业媒体记者就在网络上对该央视记者进行人身攻击，主要 炮弹 是乐清当地政府安排央视记者住在五星级宾馆里。其他媒体记者也群起而攻之，将央视的 原罪 和该记者的人品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用香港记者圈中 潜规则 作对比：除了独家新闻外，一般性的新闻都在圈子里流传。 竞争是老板们的事 ，记者们虽然各为其主，私底下却互帮互助。每次重大采访结束后，不同媒体的记者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有什么可供发表的要点，因为大家都不想被上司责问为什么自己发出的稿件中没有其他媒体报道的内容——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前途。6香港记者的生存之道是：在镜头面前你争我抢，在镜头外分享素材，大家发出的新闻信息量相当，不存在你多我少。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媒体经营者也默认这一条潜规则。因此，香港媒体虽然立场各不相同，但是基本新闻素材信息是相等的。
媒体的 单位制 在快速崩溃，但公务员们依然捧着 金饭碗 ，享受稳定的福利，不用为领取工资到处找发票，有 公务员小区 而不需要承受高房价的压力，有机关幼儿园而不必担心子女入托，还有用行政命令 秒杀 新闻的权力。不难理解，权力部门和 权力的傲慢 成为某些媒体从业者的集中泄愤目标，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 凡是 ：凡是政府政策都是浪费公共资源，凡是大型工程都为利益集团服务，凡是公务员就一定是贪官污吏，凡是西方的就一定是最完美的。虽然很多媒体从业者享受着权力保护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他们不满其他人得到更多的利益，有 相对被剥夺感 ，于是将个人 相对不成功 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商业媒体必须在迎合大众心态和不触及权力部门容忍底线之间来回摆动、如履薄冰。既然权力部门不让报道现实，那就挖掘不光彩的历史;不让报道某一热点新闻，那就制造一个新的热点;不仅可能抢在禁令下达之前发稿，还能利用论坛和微博，将被毙掉的稿件公布。个人不满和愤懑就这样放大成公众与政府的对立、放大成社会不同群体间的鸿沟。
市场化媒体与权力部门的关系，是一个逻辑死结：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越小心翼翼不触及权力部门容忍的 红线 。而凡是触及“红线”的新闻话题，又往往能够赢得市场。为了市场利润，媒体往往制作 挡箭牌 和浑身 套盔甲 。制作 挡箭牌 ，就是树立意见领袖，将他们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例如通过制作封面人物、评选年度人物等市场包装方式，在大学教授、公众人物、知名作家等群体里，精心挑选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人物，将他们推上代表社会意见的 制高点 。各种可能冒犯权力部门的评论，往往通过意见领袖的嘴表达，媒体只需要附加一句 以上纯属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媒体立场无关 ，就撇开了责任。当这些意见领袖与权力正面交锋时，媒体躲在挡箭牌后面，喜笑颜开地计算着市场利润。而浑身 套盔甲 ，就是绑架公众情绪，让权力部门投鼠忌器。尤其在制作有关仇富、仇官的新闻时，媒体从业者常以匿名网友的身份，在微博或者各大论坛发帖，对事件断章取义、改变语境，顺应公众心态，煽动大众情绪，形成所谓的 网络群体性事件 ，踩着权力部门的红线跳舞。公众舆论成为媒体的 盔甲 ，让权力部门的管制之 刀 无从下手，也不敢下手。
中国媒体行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竞争也最残酷，应该最接近经济学中的 完全竞争市场 。没有归属感的媒体从业人员将从事新闻业视为谋生手段，而非事业追求;相应地，他们也就无视职业操守，一切按市场规律办——利润最大化高于一切。媒体老板们也乐于利用从业者的 愤世嫉俗 来抓读者的眼球，在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抢占市场份额。媒体内部不平等造成的愤懑与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就此成功对接。
部分媒体从业者公然 创作新闻，发明历史 、制造社会不团结，以此对抗他们认为的 恶体制 ，这当然不是反对新闻控制的良方。笔者坚决反对新闻控制，但更担忧假若没有 有形的手 ，中国媒体的恶性竞争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伤害。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后，在美国警方没有公布详细信息之前，包括中国新闻社、央视等中国媒体都纷纷引用小道消息，宣称凶手是中国人，还煞有介事地公开该 凶手 的姓名、赴美 行凶 日期等。相反，美国主流媒体如CNN等全部认定 凶手身份还未确认 。这些美国媒体并不是对中国人有好感，只是履行媒体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职业素养。当中国媒体从业者抱怨中国新闻不自由、被控制的同时，能否反省自己是否遵守了媒体的操守及职业道德规范?
从本质上说，现今中国媒体的愤世嫉俗与当年的新闻 假大空 的区别仅在于后者以国家面目出现，前者以个体面目出现。 假大空 的新闻只是宣传，人们对此心知肚明;而愤世嫉俗的报道则以客观公正、普世价值等幌子迎合大众不满，挑动社会分裂，还不忘从中获取收益，对社会伤害更大。大众往往 折服 于媒体从业者挑战权力的勇气;在国外舆论赋予的各种光环笼罩下，他们成功地将 自由精神 和 民族荣誉 融为一体，拥有越来越多忠实的追随者。可以预见，随着媒体市场化竞争激烈程度加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从业者加入“愤世嫉俗”的大军中。
六、“愤世嫉俗”：媒体发展必经之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的根源，恰恰是自由竞争的新闻市场—— 普世价值 所倡导的结果;而他们痛恨和鞭笞的旧体制，也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单位制。正如大学生们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痛陈喉舌性媒体是 恶体制帮凶 ，然而每年毕业招聘时，《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大院内仍有排长队等待 编制内 入社考试的学子。
媒体从业者的非理性职业心态，是中国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媒体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与其他行业改革中出现的阵痛在本质上相同。再高的收入都不能弥补只有单位制才能提供的心理安全感、事业成就感、同事亲情感。几乎每位媒体从业人员都至少是大学本科毕业，他们在校时一腔热血、满腹理想，对未来的事业充满憧憬与期待，对收入的预期远远高于该行业平均水平，而对现实残酷的竞争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自诩为知识分子一员，很少有农民和工人在艰苦生活面前的抗压性;面对残酷竞争时，他们不知所措。总体上，年轻的媒体从业者很容易产生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情绪，对政府所作所为要么毫无认知，要么视而不见。在改革过程中，农民、工人的利益可能受损，但他们不掌握话语权，因此得不到跨行业、跨阶层的广泛支持。媒体从业者利用手中强大的话语权，可以绑架公众情感，让整个社会弥漫悲观情绪。
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媒体也曾经经历相同的 愤世嫉俗 阶段。更加有意思的是，相对于目前中国媒体将 民主 和 社会公平 强行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至二战前、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西方主流媒体，则将 社会主义 和 公平自由 联系在一起。如法国思想家勒庞(Lebon)所言： 对(社会主义)这些词语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施，一定会导致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7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处于最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整个工业被控制在经济巨头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农民破产、工人罢工、官场腐败，战争阴云久久不散。这一时期的西方媒体中也弥漫着非理性的职业心态。他们寄望于通过社会主义变革或革命一举扫除官场腐败、假货泛滥以及社会的不公平。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报纸连篇累牍地赞扬苏联社会主义成就，连英国哲学家罗素都神往 社会主义 。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美国官场腐败得一塌糊涂，经济危机频频爆发，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无从谈起。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政府都受犯罪集团控制，芝加哥法官甚至公开受贿。这一时期的美国市场上假货泛滥，甚至有人将兽药稀释成人用的药物。种种社会乱象促使美国新闻界发起历时十年左右的 揭丑运动 ，新闻记者整天揪住政府的小辫子不放，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公开称这些记者是 整天钻进大粪里的屎壳郎，是把头埋在大粪里的扒粪人(Muckraker) ，因此这一场新闻揭黑运动也被称为 扒粪运动 。然而 扒粪
运动 无疾而终，但是这种新闻从业者对政府的敌对心态延续下来，与经济大萧条和对社会主义的美化一起促成了美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向苏联移民的浪潮。苏联人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8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西欧、日本纷纷掀起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 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 被西方年轻人奉为精神领袖，即所谓的 3M运动 。9在法国，激进的大学生和政府展开巷战和街头堡垒战，学生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悬挂在爱丽舍宫的大理石柱上。在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就像 民主 在当今中国的时髦一样)。在美国 文革 大本营——加州伯克利大学，学生占领校园，和国民警卫军对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反对校长的 造反派 和支持校长的 保皇派 在校办公大楼外对抗了三天，也把校长围困了三天，直到警察和国民警卫军前来解救。
媒体之间残酷的竞争，也一度让美国媒体丧失了基本职业道德。一味追求刺激，吸引眼球， 媒体杀人 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越战期间，恰逢电视在美国家庭中大规模普及。为追求收视率，电视媒体直播越战的整个过程。平面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也连篇累牍描述战争细节。这些报道让美国百姓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性。当时美国社会和主流价值观已经危如累卵，左派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纷纷加入了反主流文化的行列，美国面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社会和信仰危机。
越战后，美国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媒体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以社会正义之名而掀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差一点扼杀了整个美国社会价值体系，也差一点导致了美国社会完全分裂。因此学者和媒体呼吁美国各界从此要肩负“公民”责任，也就是说可以批评政府，但是不能分裂社会，不能动摇美国主流价值体系和信仰。此后美国媒体尽量避免现场直播战争全景，民众看到都是美军对主要军事目标精确打击的画面。而对美国国内的泄愤事件，媒体一方面坚持开放报道原则，一方面又担当起 媒体公民 责任，尽量弱化犯罪行为潜在的社会示范效应。
2010年4月，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破产富商开飞机撞国税局大楼。刚开始，美国媒体只是按照突发新闻(breakingnews)的模式对事件进行描述，不做任何判断。半小时以后，所有媒体口径一致地给该富商定性为 国内恐怖主义者 (domesticterrorist)，将他的极端做法归因于投资股市失败和个人家庭不幸，尽量避免触及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从而避免挑动美国人对现有税收政策的不满。因此，媒体成功地阻止可能出现的反税抗议和恐怖事件，承担起公民责任，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2011年1月，亚利桑那州发生枪击民主党议员案。哪怕是最反对民主党的保守媒体都没有渲染枪击案的 社会根源 ，只从枪手的个人心理来分析。所有媒体都在弘扬枪击案发生时，群众抓凶手、互相救助的感人细节，没有任何媒体趁机制造 惊天大新闻 ，也没有煽动仇恨、增加社会冲突或者政党纷争。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逐步完成，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大军已经逐渐适应了日益加剧的竞争。而媒体从业人员却像 小马过河 ，刚刚鼓起勇气将一只脚踏入市场竞争的汪洋大海中，对溺毙仍心存恐惧。权力部门对媒体管制越来越放松，市场化媒体会越来越多，媒体从业大军会越来越庞大。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跌，普通媒体从业者的生活压力将更大。 愤世嫉俗 不但是中国媒体从业者无法逾越的必经之路，也将越来越艰难。可以预料，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会愈演愈烈。
七、结语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媒体行业存在的 愤世嫉俗 非理性职业心态。本文认为，市场经济竞争导致媒体单位制崩溃，使得媒体从业者不仅要承受外部权力的 傲慢 ，还要承受内部的不平等。事业挫折、生活压力、同事间的冷漠和激烈竞争，让媒体从业者无时无刻不处于焦虑和不安全感中，因而 愤世嫉俗 也就成为媒体行业普遍的非理性职业心态。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深陷入一个悖论：他们日日鞭笞的旧体制，恰恰是他们最渴望进入的体制;而他们理想中追求的新体制，却是他们种种不安全感的根源。市场化改革犹如 开弓没有回头箭 ，媒体再次回归单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媒体产业大军，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不但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实际上，媒体是平衡社会极端思潮的中坚力量。成熟社会的媒体及其从业者，既肩负着批评和监督政府的责任，又必须维护社会价值体系的稳定。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社会才能修复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建立起不同群体之间的宽容与谅解，从而迫使政府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矫枉过正也许是修复社会问题的手段，但这是以社会动荡和族群分裂为代价的。激发社会不满、渲染社会不公，却给不出改变现状的建设性意见;媒体从业者可能得到了精神的胜利，整个社会却将由此溃败。
1社会心理学是现代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的鼻祖。法国思想家GustaveLebon的Crowd:AStudyofthePopularMind，奠定了西方社会运动学说的社会心理学基础。此后美国学者HerbertBlumer,NeilSmelser等在Lebon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一套完整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抗议关系学说，其中最著名的是TedGurr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始终是社会运动研究的基础。
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2000年版，第85页
3KennethLiberthal,GoverningChina,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1995,pp.167-168
4ibid,p.109
5本文选择央视和海南电视台，是因为央视代表了最大的电视台，而海南电视台则代表了最小的省级台。
6师永刚：《揭秘凤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五章。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2000年版，第99页。
8WilliamManchester,TheGloryAndTheDream,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74,p.62
9即马克思(Marx)，毛泽东(MaoZedong)和马尔库塞(Marcuse)三个人姓名第一个字母都是M，因此称为3M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