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消息：公众对转基因接受度显著下降
15日，由科技日报社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调查”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度近年来呈持续快速下滑趋势。
调查表明，多数公众反对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不愿食用转基因食品。其中，仅2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支持在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65.2％明确表示反对；仅18.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吃转基因食品，72.8％不愿意吃。与之相比，2006年对11个城市的公众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比例约为65％。
结果显示，高学历人群对转基因医疗应用的支持度相对较高；多数公众支持开展转基因研究。虽然总体上只有2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支持把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医疗药品生产（明确反对的占60.8％），但在大专及以上的受访者中，支持的比例达到了40.1％。62.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赞成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活动，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赞成的比例更高达78.2％。
此次调查负责人、战略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何光喜分析，对转基因风险—收益的感知失衡，即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危害人体和生态安全，对转基因收益、特别是对消费者个体直接收益的认识不足是影响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重要因素。51.7％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48.2％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危害生态环境。例如，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的受访者中，78.0％的人反对在中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91.8％的人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与之相比，认为不会危害人体健康的受访者中，反对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比例只有50.0％，不愿吃转基因食品的比例只有52.7％。
“对转基因知识的不了解或误解（听信谣言），对管理部门和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不信任，也是公众‘反转’的原因。”何光喜说。具体而言，近七成公众认为我国的转基因管理制度规定不够健全，超过一半公众不认可“经政府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近半数（46.8％）的公众认为科学家也不清楚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44.4％的人甚至认为科学家故意隐瞒了转基因的危害。
此次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个调查地区，采用随机拨号的方式开展调查，最终完成有效问卷1206份。本报将根据调查结果陆续推出追踪报道。
文字评论：科学家，你们为什么集体沉默
采访科研处长被婉拒，因为“有行政职务在身”；采访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被拒，“以免引起麻烦”；采访中科院专家被拒，采访环保部专家也被拒，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在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疑似因污染土壤致病事件的采访中，多个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集体沉默，令人称奇。
专家的婉拒让记者没有机会一探究竟，公众和舆论也因为得不到科学的解释而胡乱地释放着充满怒气的抱怨。
1958年通过的《维也纳宣言》这样描述：科学家，因为具有专门的知识，更有条件提前获悉科学发现带来的危险和潜能。因此，他们对于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具有专门的本领，也肩负特别的责任。
在一起环境公众事件面前，科学家本该最有资格站出来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传递科学知识，引导社会舆论，但是他们没有，而在所谓的“复杂问题”前退缩了。
复杂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关系？还是利益？
由化工地块变身而来的“常隆地块”原规划为商业用地。如果这一规划得以实现，那么马路的一边是精英化教育的外国语学校，另一边将是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如此成熟的配套设施周边，地价、房价必然可观。在利益面前，既没有完成土壤修复也没有经过长期监测评估，污染重重的土地就被提前圈定用途。
公众本应有权利提前知晓他们将有可能面临的风险。科学家本该比学生家长更早地站出来质疑规划的错误、警示环境的风险，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至高的科学道德被轻易地绕过。
去年9月以来，近500名学生出现多种不适症状，“常隆地块”危机爆发。地方政府紧急调整污染土地的规划用途，从商业地块改为公共绿地，土壤修复技术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深挖6米换土改为表层1米覆土。一路之隔的师生因此不再受异味侵扰，政府发布的检测指标全部合格。看似化解危机之举，实则是埋下炸弹：本应被全部挖出处置的污土再次潜伏地下。
这样一层浅薄的绿色“遮羞布”本不难被科学家的火眼金睛识破，本应该在政府召集的咨询论证会上被坚定地否决，但在一片“沉默”中，调整后的修复方案今年1月20日顺利通过了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环保部南京所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国内知名专家咨询评估，土壤修复调整工程于2月15日通过专家验收。
有了专家论证、评估这张挡箭牌，一片“毒地”就这样安然地承载着无数老人孩童休憩玩耍，承载着学生们学习生活，承载着各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
如今，在步步紧逼的媒体舆论面前，科学的挡箭牌成了地方政府回应各方质疑的“救命稻草”，为其“背书”的科学家们当然只能再度陷入沉默。而在这种沉默中，知识分子推崇的独立人格、科学家肩负的特别责任，是否也如那片土地一样被污染了？
通讯与深度报道：老郭的“引力波”不是科学的引力波
一夜之间，很多人发现网络上“引力波”的第二轮热潮来袭。而掀起这轮热潮的是一段5年前的视频。初中毕业的下岗工人郭英森参加电视节目《非你莫属》，在阐释他“发现”的一种可以让汽车不要轮子，让人长生不老的理论时，提到了“引力波”一词。视频中，他遭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冷嘲热讽。随即，今天朋友圈中便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拱手相让的诺奖 下岗工人5年前首提“引力波”遭无情打压》，“尊重知识何其难”、“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这段视频我看了。说他与诺奖擦身而过，为他鸣冤抱屈，这件事很荒唐。”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916年，爱因斯坦在此框架下发表论文，提出了引力波的理论构想。今年2月11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台(LIGO)宣布直接观测到引力波。这是一个物理教科书中可以找到的名词，说郭英森是“首提”显然是误传，说他自创的理论能冲击诺奖也是无从谈起。
“这个人是典型的‘民科’。”刘兵这样评价视频中的郭英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田松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何为“民科”？曾对这一群体做过多年研究的田松对它的定义是：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这里的科学共同体，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主流学界。而“民科”和那些“业余科学爱好者”是有区别的，后者可以爱看星星爱收集蝴蝶标本，但绝不会去推翻颠覆天文学的重大理论。更关键的是后者会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方式与主流科学界交流。
田松把“不能交流”看作鉴别“民科”的核心判据。他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民科”给你打电话，你放下听筒离开十分钟，回来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离开。“很多‘民科’只想倾诉，不愿倾听。这反映了其偏执的心理特征。”田松说，“民科”大多偏执地认为自己怀揣着天下最了不起的科学理论，任何人的不同意见他都听不进去，认为你不懂，或者认为权威在打压他，或者认为别人要剽窃他的理论。
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甚至与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交流。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心中的“科学理想”妻离子散、九死而不悔。正是因为太想被认可，所以即使知道别人会取笑他，他还是会去参加《非你莫属》这样的节目。
很多人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是伯尔尼专利局的审查员，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时也只是金坛中学的一名庶务员。他们算不算“民科”？田松认为，他们不算，因为他们都是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发表科学论文的方式与科学界交流，并获得认可，他们是“业余科学爱好者”。但“民科”却不会这样做，他们甚至写不出符合最基本条件的科学论文。
在田松看来，如果要说道歉，节目组应该因为他们对郭英森没有起码的礼貌和尊重而道歉，而绝不是因为他的科学理论。
“民科”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但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却不多见。田松认为这与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民科”大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普遍的理想主义教育，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又将科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很多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但又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开始独辟蹊径研究“科学”。“年轻人中‘民科’就很少，因为他们没有经历那些特殊的历史阶段。”
刘兵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出现为郭英森抱屈的荒唐事件，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引力波的科普传播本身有问题，表面上一个科学发现的事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其实这种传播并没有让更多人了解引力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新鲜事，猎奇的概念来传播”。
系列报道：京城之大，能容得下小小的原子能楼吗？
代表作一
是拆是改还是移，有着63年历史的这座建筑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京城之大，能容得下小小的原子能楼吗？
“偌大的中关村，竟然让见证自己历史的小小原子能楼都无法立足了吗？”在听说原子能楼要拆除的传闻后，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心急如焚。
樊洪业所说的原子能楼，也是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选定的‘永久院址’，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他介绍。
这栋大楼是共和国“两弹”研究的发祥地，如今已度过63个春秋。等待它的命运是拆是改还是移？不得而知。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这栋五层的灰色老楼，在杂草掩映中，显得分外寒酸而又格外突兀。台阶边沿大都已缺损，入口的门框倒落一旁，玻璃渣碎了一地，楼内窗户、暖气片已被拆除，物件凌乱不堪，遗留垃圾随处可见。
“去年10月就开始停电停水了，大家陆续搬走，现在已经人去楼空。”曾在此楼工作的中科院高能所离退休办的耿顺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我在原子能楼工作了20年，听说有人主张拆除该楼，我感到十分伤心。”91岁的叶铭汉院士腿脚不便，但只要是为保留这栋大楼的活动他都尽力参加。因为这里有他难以割舍的记忆和情怀。
叶铭汉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导师钱三强创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亲赴中关村测勘楼址。1958年，此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当时，科研人员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研制仪器设备，为我国的原子能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叶铭汉讲述此楼中人的往事时如数家珍、激动不已。比如建所前期，赵忠尧冒险从国外带核物理研究器材，一路坎坷终回国，建成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杨承宗从法国带回放射性标准镭源，开创中国放射化学事业；还有邓稼先、王淦昌、王承书以身许国，隐姓埋名，献身核武器事业等。
当时，在前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背景下，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氢核理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914人。
从这座大楼里，走出了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分别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了数十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如赵忠尧、张文裕、何泽慧、黄祖洽、叶铭汉等。
从这座大楼“裂变”出我国一批重要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包括现在国防系统强大的核科学技术研发机构群，也包括今日中科院系统的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兰州近代物理所等高水平研究机构。
“可以说，中国原子能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衍生出去的，相关研究的技术创始人也是从这栋楼走出去的。”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钱三强先生形象地称之为‘老母鸡下蛋’，我想还有‘蛋变鸡后又生蛋’。”
“原子能楼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历史地标意义和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价值，不能当作普通楼房对待，不能简单地以可否使用来衡量其价值。”樊洪业认为。
据了解，曾有人主张拆掉该楼。“有人说这栋楼是破楼、危楼，影响再盖新楼。”耿顺才告诉记者，虽然他已经搬离，但还是经常过来看看，有天下午来了几台挖掘机，听保安说，准备将这里夷为平地，但不知什么原因，上级领导又来电话制止了这一行动。
近期，这栋楼的命运又有转机，或许不会被拆除。据一些科学家了解，相关负责人正在研究改造方案，如造一高楼把这栋楼包在里面，或整体西移等。
“如果这栋楼拆除或者面目全非了，就没法唤醒记忆。”曾在此楼放射化学实验室工作的张志尧曾去法国参观过居里夫人实验室，他告诉记者，“实验室里，居里夫妇用过的仪器设备都有保留，并通过预约方式让公众参观。可在中国，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拆得太狠、太快。我呼吁留住这栋楼，如果进行改造，也希望保留原始风貌，原汁原味地呈现，别弄得不伦不类。”
“我们应该重视这种物化的精神象征，别过了十年、几十年，老人都已驾鹤西去，楼房不复存在，年轻人都遗忘了这段历史。一个城市总要保留一点‘记忆’。”柳怀祖说。
“这栋楼见证了新中国高科技的起步和初期发展的历程，凝结着老一代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心血。这其中蕴涵着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科学精神、传统、作风，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遗存。”一直为“保楼”奔走呼号的《民主与科学》杂志原主编孙伟林认为，近年来，在北京市城市建设中，由于急功近利，已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拆迁遗憾。作为科学殿堂的中关村，改造工程理应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在科学史遗存保护方面做出榜样。
“请历史记住这栋楼。”樊洪业呼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对“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应当将此楼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名单，或将其建成科技历史博物馆。
樊洪业说：“林徽因曾为保护北京古城未果而留下名言：‘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希望历史不要再留下类似的遗憾。”
（科技日报北京6月19日电）
代表作二
共和国“科学第一楼”被拆据称拆除手续齐全 有保护方案
科技日报北京6月21日电 科技日报20日推出《京城之大，能容得下小小的原子能楼吗？》等报道，呼吁保护有可能被拆除的共和国科学第一楼。孰料21日早上，施工人员开始拆除此楼。
科技日报记者21日上午闻讯赶到现场发现，原子能楼的东面配楼已拆得所剩无几，整个大楼已拆近三分之一。大楼南面主体部分和西配楼还未拆除。几台黄色大型挖掘机正在施工。
大楼北面已被蓝色的隔离板围起来，外人不得入内。当记者前去探问此楼是否要拆时，门卫给出肯定答案后，将记者关在门外。通过栏杆缝隙，记者找到几个正在吃饭的施工人员了解情况。他们说，是21日早上接到通知来拆除此楼，预计半个月后将完成所有拆除工作。记者又从一小道混入大楼南面拍照，被一保安发现并制止。他表示不让外人进入，不允许拍照。
此楼的南面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原子能楼拆除后我们将建设一个新的科研大楼，但领导讨论的方案是保留一面墙。"路过的纳米中心研究人员说。
下午17时，施工现场有人爆料，16时30分左右拆除工作因故被紧急叫停。现场拍摄照片显示，该楼北面主体部分已基本被拆除。
记者打通中科院相关领导电话询问此事，对方均称不分管或不了解此事，让联系中科院传播局。记者打通传播局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说不清楚情况，让记者走采访程序，会逐级请示。一位领导称，"此事很敏感"，下午院领导已就此事召开临时会议。纳米中心领导也一直未接电话。
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也称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从这里走出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十位泰斗级院士，"裂变"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认为，该楼具有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价值。
近一年来，一些老科学家多方呼吁保留此楼。曾在此工作的叶铭汉院士说，中科院也就该楼的保护方案进行过多次论证，并征求过他意见。记者了解到，中科院曾讨论过原子能楼整体和部分保留的可行性。可若将原子能楼作为纪念设施改造或整体移动，申报难度大，审批许可周期也将非常长，影响纳米中心新建项目的进度。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相关负责同志透露，该楼拆除手续齐全完整，但是该楼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院办也多次开会研究其保护方案。现在的方案是将老楼拆除，但将保留一面南墙并嵌入新楼，同时保留老楼中加速器这一重要设备。
代表作三
原子能楼被彻底拆除 旧址设立“共和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纪念标志
科技日报北京9月3日电 3日，有"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之称的中科院原子能楼被彻底拆除。楼内的250万电子伏特质子静电加速器被提前取出，"共和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纪念标志铭牌在一天前正式揭幕。
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从这里走出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十位泰斗级院士，"裂变"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这栋楼见证了中国科学院以及新中国高科技起步和初期发展的历程。
此楼西侧是静电加速器大厅，在此安装了250万电子伏特质子静电加速器。它是我国科学家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台原子能加速器，奠定了我国粒子物理研究的基础，培养出了许多优秀骨干人才。
该楼所在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由于园区建设空间所限，经多次研究，确定在现有园区内拆除部分旧建筑，建设"纳米集成技术与纳米制造综合研究平台"，项目报批和推进依法经过申办和审批，于2015年底即达到施工阶段。但近一年来，一些老科学家提出异议，呼吁保留此楼。中科院也曾讨论过原子能楼整体和部分保留的可行性。但据记者了解，若将原子能楼作为纪念设施改造或整体移动，申报难度大，审批许可周期也将非常长，影响纳米中心新建项目的进度。今年6月21日，施工人员开始拆除此楼，后因故被紧急叫停。随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在其官网称，将原子能楼的南墙按原貌复制在新建实验楼南墙，同时在旧址设立纪念标志物，以达到保护和传承其历史价值的效果。
